规范宪法学（派）应该和可以有何作为呢？能否真地从我国宪法的被动中调动出主动的元素？即在认为我国宪法没用（既没法规范效力又没法实际效力）的预判情境中，通过模仿德日这样的宪政国家的宪法裁判技术来盘活宪法。

讨论中出现分歧，也是时有发生的。如王汉斌同志所说，通过全民讨论，使广大人民对草案的指导思想、基本精神和基本内容有了了解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认识， 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，也推动了生产和各项工作 [22]总之，在宪法的全民大讨论中，一个应天受命、制礼作乐、教化万民的过程顺利完成，人民群众在其中发扬了民主、接受了教育、提高了认识、加深了理解。

在会上彭真同志说，对这个稿子可以增，可以减，可以小改，可以大改，也可以推翻，但也强调我们的方针是马列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。四、讨论中的话语表达1、总体满意、局部润色——一个整体的观感。另一方面因为有了民主讨论的基础，集中与统一就具备了科学性和正当性。[16]参见《百年潮》杂志文章：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（一）——王汉斌访谈录，2011年第2期，第10页。由此观之，宪法与 决议孰轻孰重不言而喻。

笔者在这里提供的只是一种对可能的真正的理由的假设，笔者并不确知真正的理由是什么。这样，秘书处就可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在1925年6月出版的《孤军》第3卷第1期上，开篇登载孟武的《孤军已满两岁了》一文中，就直接说，孤军自第二卷以后，对于政治问题，渐次变其主张，就是由议会主义而转为革命主义。

西方列强看到北洋政府逐渐式微，也纷纷转而与地方军阀加紧联系。纵使我们今天不采用罗素的主张，将来亦未必没有过激的状态发生。该文认为北方和南方的总统俱不合法。护法无望，接受了容共、联俄的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，主张以党治国，将宪政的目标放置于军政、训政之后。

《孤军》杂志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，创刊于1922年9月，至1925年11月，共出版了28期。而宪政关涉的则是限制政府权力、保护个人权利，更多是对政府分权制衡的问题。

这些议员们，除了钱以外，还晓得甚么叫做责任，甚么叫做廉耻。故在法律的路还未走穷之时我们还应当向这一条路走，不可乱行革命。自由主义要求他们对每一事深思，而无一事可资保证;他们自然都倾向马克思主义了［5］(P266－69)。[28]公敢：解决时局不应取消约法，载《孤军》第2卷第8期，1924年12月。

罗素的主张，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，孤军派即是显著的一例。他们从尊崇法统到走向革命，揭示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复杂性。有一种观点认为，经济增长可能需要政府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;而在民主条件下，这些措施是无法实施的。北方和南方的国会议员想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俱未成立。

而马克思主义由于具有肯定的教条，提供一种可资慰藉的信仰，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保证，对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。怎奈国势民情之不许我何。

详见王绍光：《民主四讲》，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81-82，第192-195页。[24]佛海：不合作运动之我见，载《孤军》第2卷第4期，1924年5月。

对罗素之所说，亦不敢一意孤行，把人命拿来乱试验。但是，随着曹锟贿选的进展，民国的国本——国会——在他们心目中逐渐失去信用，《孤军》杂志开始产生变化。[7]芮恩施：中国之财政的独立，载《东方杂志》，第19卷第18号。发表在《孤军》上署名思勤的《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》中详细地记载了罗素的主张及理由，概括而言有这么几点:第一，改革政治建立强有力政府为中国要务之首，欲此惟有采用俄国方法;第二，工业建设是中国发展实业、防御外国资本侵略的必经之路，欲此惟有采用俄国的方法;第三，欧洲民主的方法须有人民基础和政治常识方能有成，但中国没有此种程度，如欲发达实业而不染资本主义的流弊，则惟有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最为切当。[19]肃清：‘平庸政治和‘伟人政治，载《孤军》第1卷第，1923年4月。所以我们主张，要救现在的中国，非有活物的人出来运用死物的法律不可，所以我们自认是主张有实力者来运用法律以解决时局的法律派。

(33)是的，言论干政的渡船已经到岸，时期已经达到了转折点，现在该是独立青年大踏步去干革命的时候了!孤军终于把革命当成了自己的使命。第四，在国民多未受教育，而实业又不发达之国家，行俄之共产主义，为最良之方法;第五，俄共产主义不无错误，而步其后尘者可利用彼之经验，而不蹈其覆辙。

[10]杨杨端六承认，欲使中国组成一欧美式之近世国家，无论用何种方法，决非旦夕所能至。五四运动的爆发，激发了由西方输入的各种主义和学说的竞相登场。

(17)对于宪政的原理，他们论述道，立宪政治的根本精神是在防止少数人的专制，所以立宪政治与其说是注重结果的政治，毋宁说是注重手段的政治，所以假定可能得到良好的结果，但当非采用非立宪的手段不可的时候，我们宁可得到坏的结果而采用立宪的手段，这是对于法治抱有信仰的人们所必须的觉悟!(20)他们认为，我国数千年来的政治，全是圣君贤相的政治，所以一般人就中了伟人政治的毒。理由不外两点:一任法不任人，二从多数不从少数。

(28)在国会和省议会信用都破产的情势下，所谓的国民自决，便只有各团体的联合会议。(16)《孤军》杂志对一切不讲法治的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抨击。在救亡孔急的情势下，骨子里深具家国情怀与为民请命之使命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，他们在谈论政制问题时，着眼点便往往不在个人，而在国家，这显然与自由主义的宪政观有很大的距离。当然，宪政可以让一个国家政权合法化，宪政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能激发个体的发挥巨大能量，由个人才能力气的解放与竞争带来国家的独立和富强。

[17]寿康、公敢：建造新中国的唯一的路，载《孤军》第1卷第7期，1923年4月。[26]公敢：国民自决之路，载《孤军》第2卷第7期，1924年11月。

[13]孤军?宣言，《孤军》创刊号，1922年9月。郑超麟曾断言:192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光荣的时代和革命的时代———比辛亥革命更具有革命的意义，它指示了中国的出路［1］(P．1)。

因为种种原因，迄今我们或许对作为一个整体的1920年代还缺乏完整深入的了解。及至五四运动的健将们，更毋论他们的自由、民主理想。

陈氏早年游学日本，学习法政及哲学。梁启超反驳道，政体之为良，应与人、地、时三者适应，制度改良应拾级而升。他们抱持法治的理想，尊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法统，对武人干政、急进革命、党治独裁展开了猛烈的抨击，极力呼吁在法律的轨道上解决时局问题。的确，在政局上，1920年代继续着1910年代的混乱，不但南北军阀混战，南北军阀内部也互斗不断

[7]芮恩施：中国之财政的独立，载《东方杂志》，第19卷第18号。任何个人的权利、个性的自由、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，相形之下，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。

若是再不把这种不健全的政治思想，从根本上铲除干净，纵然能够得到一时的成功，终究也会人亡政息。(38)以上这些，1920年代来中国演讲的罗素已明确地指了出来。

混杂丧失议员资格的分子而构的机关，我们不能够承任他是国会。(5)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反对联治、邦联的观点，主张集中全国民主主义者组织强大的政党，通过革命，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，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，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，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。